1997年，“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的定量标准，是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如今20年过去了，这个金额没有调整，旧的法律框架下，尽管假货层出不穷，慢慢的变多的花了钱的人假货深恶痛绝的同时，“打假难”“知识产权保护难”却是一个现实。315前夕，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的“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在浙大之江校区召开。来自浙大、北大、清华、华政等高校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当前立法已经严重滞后，制假售假的犯罪成本和惩罚过低，导致假货分子“前仆后继”，建议从入罪门槛、举证责任和量刑标准三个角度切入，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

  对于企业来说，自己好不容易经营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成名后却被无数的售假制假者仿冒，线上线下的售假店铺甚至超过了1000家，南京本土服装品牌圣迪奥相关负责人很苦恼地和记者说，他们甚至腾出专门的人手，就为了打假。

  这位负责这个的人说，圣迪奥的品牌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最早从2013年开始，就发现网上冒出各种假货。

  到了后来，仿冒他们品牌的店铺慢慢的变多，虽然自己的官方旗舰店只有三家，但线家店铺，可以说假货铺天盖地地袭来。他们购买后鉴定发现，几乎100%都是假货。而假货大行其道，就是依靠低价销售。

  “我们的正品是不打折的，但是网上的假货，全部都是按我们正品定价的3-4折销售”，这位负责人告诉南京晨报记者，假货虽然看上去和正品的款式一样，但是质地、面料和做工却完全不一样，“简直差了好多个档次”。

  事实上不仅是圣迪奥，其他的知名服装品牌，大多已经中招：为何销售价格只有正品的三四折，售假者却乐此不疲呢？一篇“揭秘买衣服的潜规则”文中，自称在一家网上服装店工作过的业内人士揭开了黑幕：“因为搜仿品品牌的人多啊，带来的流量也就大啊。仿品卖一件赚100块钱，但是都是上千件几百件地在卖啊。利润可想而知。”

  曝料还称即便你花高价买也未必是正品。例如你可能花了八九百元认为自身买了一件正品，但等他们成功地忽悠你付完钱以后，就开始自己当消费者，到其他卖二三百元的店里去买，好一点的，回来自己贴个假商标，再寄给你。差点的，直接下单，地址写你的地址。这样所谓代购一下子赚了600块。

  圣迪奥相关负责这个的人说，“我们打假渠道是通过淘宝知识产权，淘宝这边对我们的支持也非常大。我们去年累计提交了220多家售假的链接，这些店铺甚至遍布全国，淘宝都已经全部下架了。”

  “我们还会提起诉讼，侵犯专利权的咱们进行诉讼。还会结合工商对这些假冒产品做收缴，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甚至我们大家都希望警方配合我们断掉源头的这些窝点，但这些窝点通常都非常隐蔽，难度也不小。”

  制假售假刑事处罚率不足1%，这是阿里巴巴2017年2月27日最新公布的数据。就在去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

  刑事处罚率不足1%背后，是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等缺陷。

  《产品质量法》诞生于1993年，其中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时间过去了24年，罚款标准仍停留在5万元。相比制售假者获得的暴利，几乎能忽略不计。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有关规定法律规定比较，我国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力度明显过小。美国《商标保护法》明确规定，故意制造和销售假货重犯者将面临最高10年刑期、个人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00万元）罚款。

  日本商标法和防止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制售假者判处5年以下拘役或者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以下罚金；对违反法律的法人要处以最高达1.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57万元）的罚金；除刑事处罚外，还可能追究民事责任。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认为，如果刑事处罚比例不足1%的事例一再发生，从根本上治理假货也就无从谈起。根治假货亟待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否则打假就像个筛子，违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

  在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何勤华看来，假货某一些程度上甚至猛于酒驾。“以酒驾为例，酒驾不仅伤害他人还伤害自己，若发生交通事故首先有死亡风险的是自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本人有愿望不想喝酒，但是制造假货，卖的人不可能会受到伤害，坑害的是消费的人，某一些程度上危害猛于酒驾”，因此何勤华认为，打假实际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的公平正义，“我辛辛苦苦搞了一个产品，付出那么多努力，你弄一个假的来不劳而获”，基于此，打假不仅是全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人民都会坚决拥护的，因此更需要立法、执法、司法进行周密、严格的设计。

  何勤华建议在互联网快速地发展的今天，电子商务、网络站点平台很复杂，打假也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建议专门成立一个“互联网法院”。互联网环境下，制假售假危害性也在扩大，必须“罚款罚到倾家荡产，一次打击以后没有力量再翻身”。

  20年前制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标准，现在还适用吗？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表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起刑标准有很大完善余地，因该罪是1997年制定的刑法，起刑标准现在看已不合适。他以打击制假售假的基础性罪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举例，“它的定量标准是什么？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这个5万元大家注意，它是一个死数字。1997年就确定的死数字，这么多年没有调整。打假形势日新月异，不能只考量销售金额，还可优先考虑销售件数。”

  另外，王新认为，从司法实践上看，缓刑的适用比重太高了，阿里巴巴披露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已达到78%，“判了他还在社会上待着，还在干”，因此建议对于制假售假者，应当严格禁止适用缓刑，同时可考虑对于累犯的制售假者，处罚其终身禁止从业。目前从业禁止是3-5年，这导致很多售假分子再犯累犯率很高。同时通过建立制售假者黑名单制度，制售假者一旦进入黑名单体系，将彻底被从市场当中排除掉。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认为，“打击假货不能一味地增加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打击假货链条的每个责任方都应该参与进来，各自承担起责任”，打假应该通过《刑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加强完善，系统性解决假货问题。交汇点南京晨报记者 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