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的摩登女性形象是在20世纪女权运动的发展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的摩登女性是伴随着五四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发展而产生的[1]。美国近代传媒和广告事业发展的较早，早在1890年，女性形象就已登上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生活》杂志封面，这些女性形象有着和传统女性不同的大胆、自信的气质，被称为“吉布逊女郎”，成为了美国女性形象的代表，同时这些图像迅速出现在火柴、银器上，随着西方商品的流入，进入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大都会，它也是流行时尚的前沿。在这一时期，国际品牌的登陆，西洋产品的涌入，以及杂志中记录这一时刻的女明星，使得女性形象浸染了更多的现代都市文明，也向中国影迷带来了世界明星的资讯。无论是电影、报纸或其他媒介，都展现了摩登女性等多样的女性形象，同时也影响着当时女性对其模仿。媒介是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和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2]，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终结性公共机构。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中摩登女性显然较为突出，无论是女性对于摩登女性形象的追捧，还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占据主要地位。而这一时期，对摩登女性的特质、女性角色是否标准进行判断与评价，在潜移默化中使观众认可这些媒介现象所塑造的形象，媒介通过这样的展示与建构，使其在传播效果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与潜能。

  媒介是形象的加工厂，人们对某一群体的了解，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形象再现。翻开这一时期的《玲珑》、《良友画报》、《影戏杂志》、《时代电影》、《唯美》、《时代画报》等杂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女性形象占据的主要的版面。伴随着好莱坞女性形象传入中国，这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人物的模仿与塑造上，更体现在处于当时历史背景下女性形象的媒介建构。

  《申报》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产生较早的报刊广告，创办于1872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式各样的广告也对人们生活产生影响。在1934年9月1日的《申报》共有24个版面，另外附有12版的增刊，据统计，近18个版面中都是广告，而在这些广告中，女性广告占据主要地位[3]。

  这里面包括摩登女性、慈母、家庭主妇等，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广告就是香烟广告。身着洋装的西洋女郎，身子斜倚在宽大舒适的沙发中，轮廓分明的面容向上扬起，在沙发扶手上纤细修长的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香烟的烟雾升起。在女性广告中，女性面容秀丽、身材娇好，代言人多为时尚的摩登女性，代言产品有：香水、床垫、化妆品、烟等。

  《良友画报》是广东商人伍联德先生于1926年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大型综合性画报。这份杂志从创刊到1945年10月结束，人称有我国侨胞居住的地方一定能找到《良友画报》的读者，在当时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杂志主要介绍具有影响力的名人、中外电影发展以及关注生活的方式等板块构成。电影的发展一直也是该报纸报道的重点，在生活的方式上更多的则是传递着时髦的装饰以及流行的发型等。事实上，该报纸旨在倡导都市新生活方式、宣扬现代文化，杂志专门针对女性读者。

  《良友画报》通过这些栏目，把新潮时髦的服饰和发型介绍给读者，使其取得成为时尚、追求流行的参照。追流行赶时髦的做法是否有益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流行的东西在以其新奇性满足市民们一时望的同时，也从本质上折射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情趣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体现了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意义，这是符合现代人的人格特征、价值观念与生活逻辑的。《良友画报》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摩登女性。从摩登女性的时装发布，到化妆品广告等，各个方面描述了当时语境下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时装发布更使那些梦幻女性生动起来。随着季节的不同而不停更换的美丽衣服，显然是做一个摩登女郎的必要条件。《良友画报》很典型的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梦想，而在背后托起这个梦想的，则是二三十年代繁华的上海。

  杂志《玲珑》主要刊登时装、心理学、爱情、婚姻的专栏，同时刊登着名人与好莱坞影星照片。作家张爱玲曾经说，三十年代女学生手上都会有一本《玲珑》，可见杂志的流行程度。该杂志忽略了该年代苦难女性的形象，更多描述了摩登女性的形象。摩登女性一开始便与现代的物质文明相联系，在各种画报的资料中可以看到骑脚踏车、游泳、骑马的各种运动女性的图片，她们神采飞扬，留着时尚的短发，穿着衬衫短裤。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是明星批量化生产的年代，影迷们争抢搜集明星的图片，明星从头到脚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摩登男女关注的焦点。而《玲珑》则领会这一举动，每期杂志都有中外明星的插图和国外最流行的时尚装扮。《玲珑》并不单以外表来定义摩登女性，而是更加注重内在修养。它曾呼吁，女子打扮时尚、会说英文、会跳舞不算摩登，摩登女性应该有学问，在交际场合能应对，但是不惹人生厌，摩登女性还应该能管理家务。1931年东北沦丧后，日军步步紧逼，战争不断破坏着家园。这一时期，在上海混乱的局势下，《玲珑》等杂志又重新建立了新女性的标准，新女性要拥有强健的体魄、新颖的思想，要有能力、能劳动。

  伴随中国女性思想解放以及女性运动的兴起，中国电影也塑造了许多丰富多样的女性形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所传递的女性形象受到好莱坞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影响，但是也蕴含着中国的本土化特征，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是对好莱坞所传递的女性形象和中国传统女性的融合。追溯世界影片中摩登女性形象的塑造，在20世纪初好莱坞女星中就有所体现。除在影片中，影视杂志上较为突出的是美国女星宝莲。早期摩登女性的形象可以追溯到1913年由亚细亚公司拍摄的《脚踏车的闯祸》，影片中主角张翠翠的脚踏车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是一种时髦的物品，她在影片中无疑扮演着摩登女性的形象。

  1935年由电通影片公司出品的《风云儿女》呈现出中国传统女性和西化摩登女性的差异。影片主要讲述了30年代知识青年走向抗日救亡的过程，描述了其中遇到的坎坷与情感的触动。影片中史夫人的扮演者谈瑛饰演了一个具有魅力的女性，她留着西方女性时尚齐耳的卷发，穿着时髦，家中的摆设都是西化的。谈瑛的表演受到了好莱坞影片的影响，有着好莱坞影片《大饭店》中瑞典影星葛丽泰?嘉宝的风格。这一时期的摩登女性形象在延续20年代摩登女性形象浮躁和奢华外表的同时，更多了几分颓废。此外，通过演员服装、造型以及表演等方面将好莱坞摩登女性的风格传播到中国，对其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

  1933年由联华公司出品的《三个摩登女性》，以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三个不同阶层的摩登女性。包括：腐朽堕落、拜金的资产阶级女性，绝望、感性的落后小资产阶级女性以及积极向上、走向进步的女性形象。影片中，虞玉和陈若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女性，只追求外在的美丽;周淑贞具有理想抱负和进取心，是典型的进步摩登女性形象。周淑贞的形象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的十分生动感人，对当时的工人罢工运动也产生了极大的教育作用，是30年代进步青年的典型代表。30年代的上海，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西方资本主义带着各式各样的商品涌入上海，衍生消费文化语境下摩登女性的另外一种体现。

  大众媒介长期、隐性的效果在于其传递的信息内容能够影响、界定、修改个人的价值和行为，传播中的信息包含着社会观念、价值体系、生存境况等等的优先顺序。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基础上，媒介对于摩登女性形象的呈现和表达，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起着重要的影响。

  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段不长的历史里，对女性的关注成为了社会的热点。从这一时期报纸、杂志以及电影的等媒介的传播中可见，摩登女性形象无论在社会现实中的地位，还是消费文化中的地位都是相当高的。这一时期对于中国而言，尽管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是始终却有着本土化的特征，没有切断与中国传统现实的关联。尤其在电影对于摩登女性形象的塑造是经过本土化打磨后进行编码的。伯纳德·科恩曾写道：“新闻媒体远远不止是信息和观点的传播者。也许在多数的时候，它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较难奏效，但在使受众想什么上十分有效。由此可见，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不仅因为他们描绘的蓝图不同 [4]。” 现实中的女性，一旦接受了这样的摩登女性形象，也就接受了她的价值，开始很自然地塑造与模仿。

  当然，媒体所传递的观点，有的表述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多元的社会角色不相符。电影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所受到的外来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国的好莱坞影迷，用影片来慰藉战争对其带来的伤害，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媒介所传达的摩登女性形象都是丰富生动的，对都市的现代性的呈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战争频频爆发对内心受到伤害的中国人来说，媒介为他们编织了重建家园的梦想和信心。在对摩登女性后期形象的塑造中，中国人用本土化的特征将摩登女性形象演变为健美女性，演变为觉醒的新女性，最终投身于革命事业中。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指：假定因为人们对现实具有共同的认识而出现的关于意义交流的理论。当这一理论用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时候，便隐含了积极的受众的意思。受众并不是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并将它们储存在思想的档案柜中，而是积极地处理信息，加以重塑，并且只储存哪些符号文化需要的东西[4]。

  [1] 邢婧.略论女性身体与民国上海“摩登“文化意象的关系——以月份牌“摩登女性”形象为例[D].复旦大学,2010.

  [2]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 田炎.三十年代报纸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