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女性是一项发明——现代中国的发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发明了女性。当然女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现代关于女性的所有概念，是现代化过程中由西方引进的。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并不等同于男女观。绝对意义上的两性是一个现代观念，时间节点就是清末民初。那段历史是一个呼唤新女性、建构新女性的过程。

  林语堂在他的著作《中国人》里指出，中国妇女受到西方影响之后，“在气质、装束、举止和独立精神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她们在装束上的变化表现为，“烫头、英式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高叉旗袍、乳罩（代替了以前的紧胸衣），以及女子的游泳衣”。

  从上世纪前十年的月份牌美女和广告美女中不难发现：1.她们都是；2.她们根本不是新女性，皮鞋洋装但实际是小脚；3.那些画没有身体只有衣服。这和民国后期的月份牌女郎有着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最早出现的女性形象其实是群体(青楼女、殊遇女)。她们并非“新女性”，却是前现代中国唯一可以在社会场域中看见的女人形象，一度成为女性形象的主要代表。她们也非现代意义的，其实相当于公关小姐、交际女郎，甚至沙龙女主人。青楼、殊遇女作为前现代文化唯一允许的空间和角色，基本延续了此前的文化、角色和社会功能，但在社会转变期，身为时尚的展现者往往得风气之先。“贫学富，富学娼”成了一种时尚流转，“娼”在这里，便指当时特殊的文化。

  但很快，在妇女解放的潮流下，她们的角色被新的女性形象取而代之。所谓妇女解放，实际上最早是由男人倡导的。在他们眼中，现代女性只是“现代母亲”，只有现代母亲才能生出新人。要有少年中国、现代中国，必须先有现代女性。这种女性解放，是功能性的。当然，女性也在倡导妇女解放，比如秋瑾。她兴女学、办女报、争女权，绝对是女性主题的。秋瑾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女性形象，好玩的是她穿男装，是女英雄。这跟我们在世纪之交看到的大量“女侠”形象刚好有一个对应。

  “女侠”源远流长，清末民初尤其典型。从小说到报刊连载到电影，二三十年代的武侠热，最突出的就是女侠，只要有“女侠”二字就好卖。女侠是一个过渡性身份，它带着前现代的不清楚的性别，同时又开始成为人类关于女性的一种想象。

  民初到30年代的女性形象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男性通过女性想象自己，因为女性是新的，男性不是新的。另一部分是时代涌现出来的各种新女性，包括以秋瑾、唐群英为代表的女侠、女英烈，再就是当时最突出的新女性群体——女学生。

  女学生出现时，社会结构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作为良家妇女出没在社会场域中的女学生，白衫黑裙，在当时是太新了。那时候常用的一个词叫modern girl，摩登女郎。最早的女明星同时也是女学生，最典型的便是殷明珠。她是英文女校的学生，有一个社交名称叫FF(following fashion)，还有一个同学叫AA。她们都是富家女，既是女学生，又是引领时尚的摩登女郎。她们自己开车，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是报纸花边新闻的主角，最著名的时装店会写上“FF穿的鞋子”、“AA穿的裙子”。她们以学生身份被星探发现走进电影，那些电影成为时装窗口，很多内地的人带着裁缝去上海看电影，比着回去裁衣服，今天想来匪夷所思。

  这时的新女性，一方面代表社会结构的新，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域——现代都市。30年代，随着上海这种新工业城市的形成和崛起，出现庞大的女工群体。今天我们只讲公寓女郎，只剩下张爱玲的上海，没有包身工的上海了。实际上，上海女工同样介入当时的时尚潮流，虽然受着深重的剥削，收入不高，也会攒钱去买口红、剪裁旗袍。

  女工群体和公寓女郎、摩登女郎之间，有互动有关联也有张力。她们也是从旧的家庭中出来的，也是独立自主，在上海租亭子间生活，也有很多恋爱故事。那种健康的、行动的女性，慢慢的变成了当时新女性的整体形象。这也是怎么回事三四十年代的月份牌美女开始在衣服之外展示身体，变得丰满、健康，充满了许多活力，几乎是古罗马女神的形象。这个段落刚好是这么一个过程的完成：发现女性—发现女性身体—女性获得身体—女性身体成了现代和国家的表述。

  回顾民国女性时，现在提得最多的就是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这批人。她们的共同特征是才女、美女，出身大家庭、上流社会，接受西式教育，很国际化。她们不仅行走在国际场域，而且和欧洲文化名人有密切交往。

  但她们代表的其实就是特权阶层，是精英的小众品位。说到那个年代的女性代表，必须加上庐隐、萧红、丁玲这些人，她们才是真正的新女性。看萧红的一生，多么起伏跌宕，多么美啊。庐隐，茅盾说她是“五四的产儿”、“觉醒了的女性”。她们对当时社会公众的影响力非常大，代表了更普遍的新女性。

  萧红们对社会的影响，更多的是思想意识上的，林徽因们则代表了一种国际化的、欧化的生活方式，跟现实是割裂的。其实，林徽因们对当下的影响远比当时大得多。在现在的人看来，她们作为大家闺秀、风流才女，身边围绕着中外著名文人，产生那么些浪漫爱情故事，真是优雅的上流社会生活图景，非常有现代中国都市的感觉。与其说她们是“新女性”，不如说是“新主流”，她们的走红，是从台湾返销过来的，基本是90年代以降的一个文化现象。

  萧红们才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像丁玲，她去延安绝对是时尚啊，多少人跟着她跑去延安。品牌文化意义上的时尚，fashion，严格来说是战后消费主义兴起才有的，是非常晚近的概念，而在那之前，什么是时尚？丁玲、萧红她们就是时尚。阮玲玉这样的电影明星也主导时尚，提倡布旗袍、布鞋，若你还穿丝绸旗袍就out了。

  那个时代的审美，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健康。这个“健康”完全是政治性的，事关未来中国如何走出东亚病夫的境遇，如何建成一个伟大的少年中国，在这样的意义上来指认美。

  中国社会在上世纪初“发明”了女性，但这样的一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张力。作家素素提过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民初时，男人是十足的旧文人，女人是十足的新女性。在那个时代，女性突然显得太新了，现实女性真实的生活，比当时反映出来的女性形象来得超前。比如，主演《孤儿救祖记》的王汉伦，是富家女、女学生，冲破包办婚姻像娜拉那样离家出走，在上海做打字员，宣布和夫家、本家都脱离关系，公开场合遇到哥哥互称某先生某小姐。但她在戏里演的是一个忍辱负重、恪守妇道的女子，沉冤得雪苦尽甘来，完全是旧式的苦情戏。这部片子是中国第一部在市场意义上成功的电影。

  这就是时代的表达滞后于真实的情况。凌叔华笔下全是旧女性，基本属于闺房记趣、浮生六记，和她真实的生活中那种独立的、浪漫的，非常现代的、超前的作为完全不对等。庐隐的小说中都是情感不发达的男人，而女人遇到一个男人，一旦爱上就陷于愁云苦雨中，现实中的她抽烟酗酒、狂歌当哭，非常狂放，还爱上有夫之妇，大胆、颠覆性地追求爱情。

  对于“时尚的女工群体”的表现也是如此。当时的文艺作品对她们审美意义的判断、解读比较少，没有来得及认识和书写她们。虽然《新女性》等左翼电影中出现了女工的形象，但一定是作为苦难者，形象非常符号化。实际上，女工群体整体上趋于独立、自食其力，她们是线年杨白明在上海创办“城东女校”，同年《女界钟》出版，公开提倡女性权利、女性参与政治与婚姻自由，共出了18期，这是妇女解放的先声。1918年刘半农发明汉字“她”，是“发明”和书写女性的另一个历史节点。但这一段时期所表现的女性的文化形象仍然是脆弱的，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五四一代的脆弱。这种情况是一点点改变的，到30年代才终于到位。

  现在回头去看那个时代，我们会觉得：真美啊！这个美不是审美意义上的美，是她们的勇敢、勇气。当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也挺苦的，因为总是不断地变化，不断地被裹挟，被抛出去又卷进来，但正是她们大澜的人生让我们很敬仰。“真美啊”——这种感叹是很浮士德式的感叹：一瞬间如此辉煌。笔者认同侯孝贤的一个解释：最好的年代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年代，而是最独一无二的年代。你会看到20世纪初每一个十年，都是最美的年代，都是最好的年代，那么新，那么独一无二。

  1916年北京培华女中四位女生合影，右一为12岁的林徽因。她们身上穿的校服是中式上衣配西式百褶裙，既有东方的简约之美，又和西方时尚相得益彰。培华女中是当时教会的贵族学校，能与之齐名的只有另一所贝满女子中学。

  关紫兰是中国较早接受野兽派影响的画家。抗战期间，她出现于公众场合时，总是穿着中式服装。她说，“越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越要表现出一个中国女人的端庄与优雅，我不怕，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李霞卿，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她曾以李旦旦之名出演电影，息影后学了飞行。1939年，国难当头之时，她跟另一个飞行员颜雅清一起开始环美航行募捐善款抗日救亡。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恋成为她人生中最为凄美的故事。她又是对民国时尚最有发言权的女人。她以一篇《更衣记》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关于服装，她这样说：“人们没能力改良她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的贴身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陈燕燕，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从实习生成长为一代影星。代表作品有《南国之春》、《大路》、《家》、《不了情》等。

  孟小冬，出身梨园世家，当时天下第一坤角，号称“冬皇”。曾与梅兰芳相恋，两人在一起生活了4年。最终婚姻出现裂痕，孟小冬一度遁入空门。后来嫁给了上海滩传奇人物杜月笙。

  民国年间，上海是中国的时尚之都。1930年10月30日，上海美亚织绸厂制作了24套时装，聘请多位中外女模特，在国内首创了“时装秀”表演。到1934年，美亚织绸厂已拥有22位时装模特儿。图为民国时期，上海的服装模特。

  张爱玲说过，当时欧美流行的双排钮扣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衩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图为1936年在欧洲旅游的中国女人。

  旗袍的款式越裁越贴身，面料越用越轻薄，袖子越剪越短，裙衩越开越高。1934年，“高开衩”的流行到了顶峰——一直开到臀部。图为1937年，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和他的三个女儿。

  作家林语堂在他的《中国人》稿中指出，中国女性在装束上的变化变现为：“烫头、英式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高衩旗袍、乳罩（代替了以前的紧胸衣），以及女子的游泳衣”。图为1920年在海滩的中国女郎。

  达官贵人始终是民国时尚界的主力军。图为穿泳装的蓝业珍，她是孙中山儿子孙科的第二任妻子，又名蓝妮。

  长衫是民国文人的必备单品。它是一道独特的景观，承载着文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蔡元培、胡适、刘半农，甚至孙中山、蒋介石，无人不穿长衫。图为1936年，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会成员。

  老舍曾写过一篇短文：“在今日的文化里，相片的重要几乎胜过了音乐、图画与雕刻等。在一个摩登的家庭里，没有留声机……，似乎还过得下去；设若没有几张相片，或一二相片本子，简直没法活下去！”图为1925年，广州，一位中国女摄影师和她的搭档。

  民国年间，照相是一件时髦的事情，出现了很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照相馆。个体的摄影师非常少见，而能够有自己的相机的，绝不会是普通人。图中这个有自己相机的女人名字叫闵勤。

  到户外远足、野餐也慢慢的变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图为宋子文、陈友仁与三个女性朋友在进行野餐。

  到了30年代，跳交谊舞在上海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时尚。上海的舞厅有百乐门、维也纳、大都会等10余家。“百乐门”被称为“远东第一乐府”。大学生是舞厅的中坚分子，知识分子也是舞厅的常客。图为1926年，在上海某舞厅跳舞的男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充斥着各种俱乐部，供有钱人到此消磨时间。吃西餐也成为上海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图为上海网球俱乐部网球比赛间隙，李家三姐妹在吃点心。

  看电影在民国也是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图为1948年，上海，时尚男女路过一个户外广告。1930年之后，几乎每隔一个月上海就有一个影戏院诞生。大家闺秀是支撑上海繁荣的主力军。“跳舞场、电影院、咖啡馆、滑冰场、游泳池等，要是缺少了她们，就会冷落很多，也许有关门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