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而这一观念于清末民初时期传入中国后促进了国内的视觉艺术理论观念和现代“设计”教育的形成与发展。

  与此同时，带有男性话语之新式教育兴起；从中得以接受教育的女性思想得到解放，成为了追求舶来品与时尚的“新女性”（newwoman），与以培养“贤妻良母”之现代女性为主的新式教育产生了冲突，并且，她们对“设计”有不一样于男性认知模式的观看。而这两种观看模式的不同最明显地体现在与“设计”密切相关联之西方“现代性”（modernity）上。

  当时产生了两种对“现代性”的观看模式，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中文译名——“现代”与“摩登”。而“摩登女郎”（moderngirl），就是“摩登”这一阴性化现代性与时尚文化的主要观看者。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一个以“家族主义”为主的社会，它以男性话语为主导，而“贤妻良母”之教育女子的传统思想观念是男性话语主导与规划下所生成的产物。

  这种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致清末时期所兴起的新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自然而然地延承了这一教育思想观念，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女子教育的宗旨。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第一个正式承认女子教育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然而，这种女子教育学制实际上仅仅是把女子教育寓于家庭教育中，并没有设立女子学校。

  1907年后，官方才正式将女子教育列入学校系统之内，设立仍以培养贤妻良母目标为主的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

  比如说，在课程设置方面，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都偏重于与家政相关的训练，分别设置了女红课和家事课。其中，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训育要点的男性话语色彩尤为浓重。

  可以说，“公民主义”女子教育是“贤妻良母主义”女性教育的另一种版本。受此影响的女子教育除了将女性培养成一位在家庭中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之外，还会将她培养成一名国族主义社会下的女性“公民”。

  她需要具有“公民的体格、德性、知识与技能，一面能独立自营，一面能帮助他人，还可以生产而可以每时每刻限制随时鉴别消耗品的好坏做一个良好消费家之女子”。

  清末民初新式女子教育的创立与设置由男性精英所主导与规划，虽然女学生为新式女子教育中的主体，但正如历史学家夏洛特·彼罕（CharlotteBeahan）所说的，她们仅仅是“因将来要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和将来中国的市民而接受教育。教育并没有被认为是妇女本来的权利，只是当对整个国家有益时才绝对必需。”

  清末民初时期的新式教育虽带有男性话语色彩，主要以培养贤妻良母之现代女性为目标，但实际上，其所培养出来的女学生不少与此现代女性形象标准产生了冲突，成为了另一种现代女性——新女性。

  她们大胆地逾越封建道德思想下严格的服饰等级界限，穿上被人视之为的短袖露肘式摩登服装招摇街市。并且，她们还会抽烟、喝酒，进行跳舞、游泳、骑自行车、开汽车等时尚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学生大多分布在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等。并且，她们之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中上阶层家庭，特别是民国初期大都市教会学校中的女学生。而受此风气影响的新女性因注重消费和爱时髦而遭到诟病，被批评为爱虚荣、重享乐。

  但对女学生来说，装饰或装扮自我才是她们作为主体呈现个人现代女性身份的真正表现。

  可以不失公允地说，重装饰观念的女学生才是当时真正的现代女学生，真正的现代女性。她们并没有全部符合女性教育下贤妻良母型现代女性形象的标准，反而成为了思想独立、追求自我、爱装扮和热衷于消费舶来品与时尚的新女性。

  汉语中作为modern音译的“摩登”一词大概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1934年，《申报月刊》第3卷3号的“新词源”栏曾对该词作出如下解释：

  摩登一辞，今有三种的诠释，即：（一）梵典中的摩登伽解，系一身毒魔妇之名；……（三）即为田汉氏所译的英语Modern一辞之音译解。

  作为英文modern（现代性）音译词的“摩登”确实“包含现代的性质”，不过，正如张勇在分析这条材料时所指出的，“‘摩登’虽是‘modern’的，但在汉语的语境中已经获得了相当不同的意涵。”

  确实，“摩登”这一概念在汉语语境中产生之后，迅速承载了有异于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意涵，指一种时尚文化，与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相关联，而其“更根本的原因主要在于，1920年代末期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的繁荣，社会、文化上的一类新潮消费现象需要寻找适当的表达和命名。”

  与“摩登”背后意识形态相似的现代性在19世纪风靡整个西方世界的装饰风艺术（ArtDeco）中得到了印证，这场艺术运动与时尚相关联，呈现出一种被现代运动拥护者所经常反对的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

  其实，准确地说，这是一种难以下定义的芜杂风格，它含纳着不同的国家文化和多个时期的艺术风格。从纵向的角度说，装饰风艺术似乎继承新艺术（ArtNouveau）而来；从横向上看，它又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蒸蒸日上的现代运动并行发展并互相影响，尽管两者存在着本质分歧。在这场运动下的作品风格具有时尚、装饰性的特征。

  当时作为新女性代表的摩登女郎是“摩登”这种时尚文化的代表人物，她们几乎全身上下无一不时尚。“摩登”文化并不仅仅影响了这些摩登女郎，就连其他普通女性，也往往深受此类文化吸引。

  尽管“摩登”文化本身与消费主义的兴起不无关系，但其对当时的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中央宣传委员就从官方层面在《提倡国货运动国民应有之努力》一文中提出：“关于提倡国货，我全体女同胞，固富有重大的责任。”

  并且，官方在文中还将她们视为“复兴中国的中坚”，试图让女性消费者，尤其是大都市中的摩登女性消费者，否认其作为个体与消费行为的独立性，在消费时能牺牲自我和考虑国家利益，从而购买国货。

  而在现实中，不少摩登女性一面备受各种宏大叙述与规定的束缚，一面摆脱贤妻良母和女性“国民”的身份，追逐时尚，紧随国际化的消费潮流。这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摩登女性正是通过消费“摩登”或“时尚”而成为具有某种现代性的现代主体，是摩登消费这一行为本身而非任何外部事物，才建构了她作为某一个现代主体的理性。

  为何这一时期的女性如此钟情于“摩登”文化，这与“摩登”文化本身就具有的“现代性”以及“诱惑力”有着深刻的联系。

  正是因为清末民初时期从接受新式教育中获得思想解放的现代女性，尤其是摩登女郎，追求时尚和热衷于摩登消费，是“摩登”的主要观看者，当时的设计所呈现出来的“时尚”或“摩登”对她们产生了巨大的诱惑。

  百货公司、舞厅被她们视为了有“光环”的物品或有“魔力”的场域。一边的百货公司，其货架上的商品其实就是现代性的体现，百货公司也利用这样的展示窗口，制造光环并提升百货公司和商品诱惑力；至于舞厅，那些摩登女性们可以在那里无拘无束，呈现一种现代性、时尚与美。毫无疑问，这对当时的女性而言都是颇具诱惑力的。

  同时期对摩登女性具备极其重大意义的还有报刊策划以及时尚杂志。清末时期的报刊策划较少配有图片，绝大多数都是以文字为主，极不适合读者阅读，缺乏吸引力。

  民国时期策划的版面设计改善不少，不仅增加了精美的配图，而且策划语越来越精炼。

  尤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报刊策划上那与策划语相配合的图像中，除了出现相应的产品形象外，还出现了摩登女郎的形象。这种情况在1920年代至30年代甚为明显。

  可以说，这一女性形象成为了那一时期各种商品宣传的“形象大使”，代表着报刊策划对外宣传其与摩登文化相关联的人物形象。

  显然，商业策划的设计呈现出消费这种行为的女性化特征，而百货公司的策划更明显。一旦它们与时尚相关联后，就能对女性观者产生巨大的诱惑力，因为它向她们许诺了一种她们所期待的生活。

  可能当时的时尚杂志深知这一点，与摩登文化相关联，以时尚作为自我定位，吸引“不能逃离时尚”影响的观者，尤其是女性观者。

  其实，对清末民初时期的女性来说，时装是摆脱千年封建礼教束缚而重新占有本就属于自身个人的身体的体现，也是其作为独立主体进行自我创造和展示自我现代性的体现。既然如此，顺应时尚文化的潮流，并铸就“摩登”文化的盛行，便也水到渠成了。

  受到摩登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初的艺术理念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著名的女画家关紫兰和潘玉良就曾以摩登女性为主要题材创作出大量的艺术作品。这也成为了如今我们对那个年代“摩登”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通过“设计”这样一种理性活动所创作的展示现代生活图景的绘画作品呈现出“摩登”这一面向的“现代性”，这些具有设计感和摩登气息的现代生活图像对当时不少观者来说充满诱惑力。

  哪怕时至今日，当时的社会风貌也能给人鲜明的印象，从那些图像之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现代性”所赋予的摩登女性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