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画报就像一段传奇，很多老上海即使没翻看过这本画报，也都听说过。现在都说“读图”时代，早在20世纪20年代，《良友》便将图像置于杂志的核心，文字反成为辅助，使得书刊的整体设计变得积极和主动，在当时完全改变了中国人阅读的习惯。

  《良友》画报的创始人是伍联德。他生于1900年，广东台山县人，家境并不富裕，父亲早年为了生活，在美国纽约唐人街当一名洗衣工人，赚钱养活国内的家人。

  伍联德由伯父带到广州岭南大学附属小学读书，直至读完大学预科。父亲希望儿子赴美读大学，但伍联德拒绝这样的安排。此前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伍联德与同学陈炳洪合译的一本有关美术的书《新绘画》，两人得了三百元稿费后游上海，并参观了商务印书馆，伍联德由此对出版大感兴趣。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见状，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推荐信。

  张元济知道伍联德即是《新绘画》一书译者，即予录用，由当时商务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安排他主编刊物《儿童教育画》，他一干就是三年。

  在此期间，他设法筹集了一点资金，和一位姓莫的同事共同编了一本四开单张的、以儿童为对象的《少年良友》周刊。这本杂志里有连环图画、德育故事、科学小知识、儿童游戏等，图画都是手绘的。出版以后，读者寥寥，几期之后有限的资金已告枯竭，不得不停刊。

  这样的尝试伍联德进行了三次，都失败了，《少年良友》一捆一捆地积压着，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暂时放弃，但他想到了做出版要有自己的印刷所，唯有这样才可以减轻成本。

  有了这个念头后，他得到一位热心人的支持，这就是商业银行董事谭惠然，也是上海先施公司总经理欧彬的夫人。出于对《少年良友》的喜爱，她不仅协助伍联德向银行借贷，而且在印刷所起步之时不断慷慨相助。

  伍联德邀请当年同学余汉生一起来上海经营，在1915年7月15日创办了良友印刷所。厂址设在北四川路鸿庆坊口，店为一楼一底的石库门式，仅有小型印刷机三四部。在他们的努力下，良友印刷所事业蒸蒸日上。

  自1839年欧洲发明照相技术，不过十几年上海就开始有照相营业。而把照片作为图像媒介用于出版，则能带给读者强烈的视觉上的冲击，这时期刊力求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有的不仅把照片作为卷首图，甚至把照片以固定栏目形式集中地推出。伍联德敏锐地觉察到读图时代正悄悄来临，创办刊登照片为主的现代画报的想法便水到渠成。

  合伙人认为伍联德的想法有风险，于是画报的筹备全凭他一己之力。在良友印刷所开办7个月之后，一本大型画报《良友》横空出世。当时的英文名称为“The Young Companion”，封面和名字都堂而皇之地表白了：年轻、富有、有魅力的画报是读者“良友”。

  《良友》初为9开本，24页，道林纸铜版印刷（道林纸即胶版纸，当时是比较高级的书刊印刷纸，日后成为印刷纸的代名词），活体字排版，刊内插时事新闻和名媛图片。创刊号内容虽然有些杂乱，但当年社会风貌多少可以窥见一斑。

  1926年2月15日傍晚，上海北四川路后弄鸿庆坊内“良友印刷所”附近一间叫奥迪安电影院的门口，几位印刷所的学徒正在叫卖一本杂志。封面为“胡蝶恋花图”——一位摩登女郎捧一束鲜花在胸前，这位摩登女郎就是后来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

  《良友》画报第一期即刊登了白金龙香烟的广告，当时的广告语是：“白金龙香烟，香烟中的国货”

  杂志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售价仅小洋一角，一时间路人皆争相翻阅、购买。两三天之内，初版3000册迅速销完，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书店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前来订购，再版两次共4000册也很快被“哄抢而光”……这就是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第一本大型综合性画报《良友》创刊时的销售情景。

  1926年的胡蝶，只是由著名戏剧家洪深主持操办的上海中华电影学校的一名学生，从1925年开始，出演过《战功》《秋扇怨》等几部影片，但除了在学校范围内“最美校花”的名号外，还未被更多人所识。

  “胡蝶恋花图”是胡蝶第一次成为，也是《良友》第一期面世。登上画报封面之后，胡蝶的电影银幕生涯开始风生水起。出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成为当时最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直到在1933年获得“电影皇后”的称号。

  在1944年蝉联了“中国电影皇后竞选”冠军的名号后，胡蝶再登《良友》封面。不再是初次登临时传统的袍子、温顺的眉眼，此时的胡蝶就是十里洋场的缩影。

  在这期名为“春郊试马图”的封面上，已具巨星风范的胡蝶穿着干练的黄色短袖衬衫与白色裤子，一手牵着马匹，一手拿着高尔夫球杆，“新鸳鸯蝴蝶”感已经一扫而空，西式的摩登女郎式性感明确地融合进了东方的民族面孔，而像马术与高尔夫这样的绅士阶层生活也与《良友》塑造的都市新女性形象息息相关。

  陈嘉震，山东济南人，生于1912年。从一名摄影记者到胡蝶口中的“摄影大王”，他的才华在明星摄影上尽情展现。

  年幼丧母的陈嘉震在父亲续弦之后，与家庭的关系急剧恶化，这使他性格极为孤僻与内向。后来在山东大学读书，他曾师从老舍先生写作，但不了了之。不过在那一段时间，他迷上了摄影。

  1933年秋，踏出大学校门的陈嘉震经朋友张沅恒的引荐，与良友画报时任主编马国亮相识，马主编给他一个做摄影记者的机会。

  陈嘉震对车站码头的拍摄并不被看好，唯独拍女明星的摄影却大受欢迎，特别是这些知名艺人的生活照，在他的手里变得细腻而有韵味。上海出版的各种画报、电影杂志均刊登过他的作品。

  1934年，良友图书公司策划出版《中国电影女明星的照相集》。企业决定为胡蝶、阮玲玉、王人美、徐来、袁美云、陈燕燕、叶秋心、黎明晖八位当红女明星各拍一本照相集，八本照相集合成一整套。就是这本影集让陈嘉震声名大噪。但是在1936年，年仅24岁的陈嘉震就因病去世。

  《良友》画报开创的先端是，不论女影星、女学生或者是社会名流，她们在封面或内文中出现的形象不仅是外貌和性别，那些直视镜头、目光大胆的背后，是女性慢慢的变成了城市生活构建者的一部分，那些海派摩登形象与女性自身生活的丰富程度直接挂钩。

  1934年底《良友画报》出到99期，推举10位女性为“标准女性”，基本是按职业界别来选的，“有丁玲之文学天才”，“如胡蝶之名扬四海”，而这一期的是阮玲玉。

  丁玲、阮玲玉和胡蝶都是时兴的职业女性，而且都或短或长投身于电影业。唯有胡蝶从影四十余年，拍片近百，从无声电影演到有声电影，1933年票选成为“电影皇后”，1960年凭《后门》拿了亚洲影后。

  《良友》前四期均由伍联德亲自操刀，他把画报推广到港粤，同样大受欢迎。但是“因成本过重，售价低廉，销数愈大，亏损愈重，乃于第四期起，每本改售二角，幸承读者之体谅，销数并无消减，反日见增加”。

  《良友》黄柳霜是第一位美籍华人好莱坞影星，由于她对电影的贡献，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被给予一颗星

  伍联德把《良友》含义推而广之，渗透到了那些潜在读者日常生活之中，希望成为读者最亲密的良师益友。从画报第五期开始，他邀请周瘦鹃来担纲主编，想仰仗周氏在上海文化圈里的名气，而自己抽身去开拓别的业务。

  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他办刊路子是遵循游戏消遣原则，而《良友》办刊则有开启民智之图。于是，1927年第12期《良友》上刊出一则启示，原总编周瘦鹃因忙于其他业务，从第13期总编将由梁得所继任。

  1928年2月，在梁得所的真诚邀请下，鲁迅先生破例拍了一回写真，并发表了他为语丝社所写的自叙

  梁得所是广东连县人，中学毕业于广州的美国教会学校，后进入山东齐鲁大学学医。但学医不是他兴趣所在，最终半途而废。恰好伍联德此时诚心邀他加盟，他成为《良友》画报的第三任主编，那时他才22岁。

  梁得所使这份画报实现全面现代化。《良友》逐渐从消遣无聊成为增广见识、深入浅出地宣传文化美育，启发心智，丰富常识，开拓生活视野的杂志。

  直至1945年10月停刊，在《良友》总计172期刊物中，有161张照片。画报塑造的是完全的新女性，所以在女性身上倾注了全新含义与伦理价值。

  在161张中，总共统计到144个名字，其中有14人出现了两三次。出现频率最高者当属胡蝶、陈云裳、严月娴和李绮年，她们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明星。

  在1934年5月12日于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10届远东运动会上，被誉为“美人鱼” 的杨秀琼极大胆地穿上了一件分体式泳装，仪态万方

  这些的服饰最具时代感，表达的是潮流和时代的语言。最初的大多身着传统服饰，比如较为宽松的短袄马甲或袄裙。接着出现各式短装和便装，甚至会出现运动装和泳装。比如69期的手握网球拍、身穿运动服，显得青春健美。77期甚至大胆地出现了泳装，她就是有“美人鱼”之称的杨秀琼。

  第120期，刊有“新女性”图片6幅，向读者介绍播音员、打字员、接线生、美容师等新兴职业，鼓励她们走出家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些有着实际身份的现代女性，包括明星、运动员、社会名流，画报通过新女性的典范，重新定义女性的现代价值。

  （综合：《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作者 周为筠，《照片里的胡蝶 以及女性被观看的时代》作者 解三酲）